为自己发声:吉尔伯特和乔治追忆过往的五十年
来源: 艺术中国 · 周翔旻 | 2017-11-30 16:20

《是愤怒还是无聊》吉尔伯特和乔治在伦敦家中

74岁的吉尔伯特,意大利口音还是那么重:“我们认为其他艺术家是毫无意义的”。吉尔伯特在多洛米蒂山的一个小村庄长大,后又在欧洲各地的艺术学院就读。1967年秋他在伦敦遇到了乔治,当时他们都在圣马丁艺术学院学习雕塑。

“他们没有提出任何问题,”吉尔伯特继续说,“我们对这样的艺术非常失望。我们想要一种展现在脸上的“激进”艺术。我们把它称作言论自由,为自己发声。”

乔治生于英国德文郡,文雅的腔调以及穿着的西装都很符合这一组合的老式风格。他说,“我认为我们深受广大公众爱戴和敬仰。”

对于他们的优秀作品来说,“激进”一词用得很到位。无论是执意让他们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举行回顾展的馆长尼古拉斯·塞罗塔,还是使用“中产阶级化”一词的任何人,他们对这些人的态度也是如此。笔者不经意间提到伦敦东区附近中产阶级化猖獗,这倒打开了他们的话匣子。

乔治说:“我们非常反对这个词,觉得这是阶级、性别歧视,因为你从来不会说女性化。”吉尔伯特:“犹太化。”乔治:“黑人化、孟加拉化等等。”

早在1981年,他们告诉作家戈登·波恩,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生命力。但吉尔伯特和乔治具有争议的这面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,尤其是自2007年他们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出展之后。

这对组合现在已经成为国宝级人物,今年秋天举办的50周年纪念日就已证实了这点。一位BBC记者在参加他们早期作品展览时,非常欣赏他们温和绅士的一面。他们1970年的成名作《唱歌的雕塑》广受赞誉。在这部作品中,他们的脸上涂满了金属粉末,跟着老唱片唱着《拱门之下》。

《唱歌的雕塑》

但他们真的这么受人敬仰吗?他们会成为如此优秀的艺术家吗?这番关于“激进”的谈话恰是他们50年来创作的核心。《唱歌的雕塑》传达出的“一切即艺术”这一新理念迅速流行开来。直到今天,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“活体雕塑”。

70年代后,他们开始制作大量的图片,运用蒙太奇的手法,把他们在伦敦街头的照片进行合成剪辑,创作出具有戏剧色彩的时代肖像作品。这些历史性的作品,是最能唤起现代英国价值观、道德观的艺术表现形式,比如他们最新的作品《胡子》就讽刺了宗教、政治等诸多方面。

《胡子干杯》(Beardtoast)

秉持怀疑的态度不但没有破坏他们的作品,反而增色不少。有时候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怀疑,才能发现不一样的东西,创作出更加真实、更富感染力的作品。波恩之所以问他们有关法西斯主义的问题,是因为当时谈到《四骑士》、《爱国者》这些作品,他们创作的人物都是光头党,这不仅具有浪漫主义情怀,更多的是那份对于民族主义的热忱。

当我问到这些作品时,乔治说:“世界曾经有光头党,现在也有光头党。”一语道出了他们艺术的本真-源于生活:夸大扭曲的古怪形象,多彩的日常照片,有玩具士兵、奖牌、铁丝网。在小花园里,他们还展示了一盆在当地采集的亮绿色地衣。他们会近距离地拍照,将其融入作品。在最近创作的《胡子》中,他们用树叶做胡须。

和艺术家安迪·沃霍尔一样(尽管他们认为他太注重商业化),他们用直率的性情记录着周围的世界。如果说沃霍尔是一面消极反映时代的镜子,那吉尔伯特和乔治更像是英国疯狂游乐场的镜子大厅,镜中的怪诞暗含了令人不安的真理。今天,《爱国者》和《四骑士》不像是高歌光头党,更不用说种族主义权利了。它们看上去更像一个分裂、无助的英国。

他们当时创作的作品充斥着愤怒,比如,1977年的《贱人渣》(Cunt Scum),这几个字出现在他们拍摄的涂鸦中,里面还有拥挤的人群、一名警察和一群坐在路边无家可归的人。好像是有场叛乱即将爆发。事后看来,他们似乎真实地反映了朋克年代的动荡不安。还有一部作品甚至发问:“是愤怒还是无聊?”

《贱人渣》

他们真的被朋克吸引吗?不,他们说,去俱乐部只是为了充实夜生活。英国朋克之父马尔科姆·麦克拉伦倒是他们的粉丝,深受歌颂自我毁灭的《醉酒雕塑》的影响。

实际上,他们对历史很着迷。吉尔伯特自豪地说,乔治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阅读19世纪的文学作品。乔治还向笔者展示了最近正在读的沃尔特·司各特写的小说。“想了解历史,读小说比读史书好。”他说,作家的艺术在于收集奇特狂野的图像,把它们合成一部巨大的恐怖小说,而作家本身就是其中的英雄或反英雄。

阅读造就了乔治的性情。从1979年起,他们就没有去过电影院,但最近却在西区看了一部音乐剧《半个六便士》。乔治说:“主演是查理·斯丹普,非常了不起的演员。我们甚至在后台等着见他一面。”他们打算在新年伊始去看他主演的另一部音乐剧《迪克·惠廷顿》。他们认为这部剧正是他们的写照:在伦敦白手起家。

这种在逆境中苦苦挣扎、屹立不倒的精神也许就是他们艺术创作和共同生活的关键。由于反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,他们曾一度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。“他们使劲拍打我们家的门,因为我们不信教,”吉尔伯特拖长了声音,几乎像在诵经。“那些穆斯林,”他解释道,“大概10年前。”

“街上所有不是穆斯林家的房门都被踢过,”乔治补充说。“他们曾经说‘滚开这里,这是个神圣的地方’。”

这样的暴力故事不止一个。他们刚搬到东区,伦敦佬都叫他们“假鸳鸯、鸡公对”,还会“把茶泼到他们脸上”。

但是,他们说,这倒是帮了他们一把。他们必须为自己而战,现在他们依然在为自己而战。团结一致和批评家、虐待者、充满敌意的邻居抗争,这倒让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。毕竟,他们那一代的很多夫妻都离婚了。“这是放纵的一代,”乔治说,“大家差不多每年换一次伴侣。”

谈到一部关于他们的歌剧《了无遮掩之歌》,他们非常激动。这部歌剧最近在阿姆斯特丹首映,再现了1996年他们和提奥·梵高的电视访谈。提奥·梵高是颇具争议的电影制片人,后来遇刺身亡。“这是在我们家的门被踢之前。”梵高怒喝,你们不知道他们反对同性恋吗?“我们当时说,‘当然知道,但他们仍然那么做。’”

这就是吉尔伯特和乔治:淌过枪林弹雨,依旧纤尘不染。

(文章来源:The Guardian 作者:Jonathan Jones 编译:周翔旻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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